我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服务于农耕社会。乡土文化指的是农村一定区域内以农民为主体，体现农村精神信仰、交往方式等内容，具有独特个性的传统文化形态。其包含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构成了地方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是人们的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与纽带。乡土文化区别于当下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和同质化严重的农村文化，而更加突出农村文化的本土性、内生性与多元性。对乡土文化的尊重与延续，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守护文化根脉，保存乡土味道与民俗风情，留住“乡韵”，记住“乡愁”，重振乡村精神，增强农民的自豪感。优秀的乡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软实力”。

为深入了解安徽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村文化建设情况，笔者实地走访和调研了一些地方。总体来看，近年来我省组织实施的一系列农村文化惠民工程，成效突出。广播电视村村通、综合文化站、文化乐园、农家书屋等项目落实到位，各地乡镇都配备了工作人员，“文化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活动得到广泛开展。少数地方如淮北临涣、合肥三河、安庆桐城等地利用茶楼、祠堂、名人故居、农家书屋等场所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受到农民欢迎。

但调查中也发现，农村文化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同质化较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文化 “被城市化”现象。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打破，城市文明不断引入农村，农村文化生产与消费、礼仪与交往都呈现出与城市文化相似的风貌，如电视文化的流行、“中西合璧”式的婚嫁仪式、千篇一律的文娱活动等。这种文化既脱离乡土文化的根脉，也与真正的城市文化相隔膜，其所带来的结果是农村文化生活变得单调与“飘浮”，一些低俗文化如赌博、迷信等现象有所抬头。二是传统民间文化在逐渐消逝。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民间文化活动的开展大多以经济利益如旅游、招商等为目的。在功利目标的驱使下，民间文化资源被任意开发，而缺乏系统的发展规划，民间文化活动往往沦为简单的文化模仿。三是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农村文化设施分布不均、效益不高、不够实用的问题还很突出。劳动力大量外流，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以地缘、血缘、共同精神为纽带的村落慢慢衰落。传统庙会、歌舞会、民俗表演等公共文化活动，让位于以个人或家庭私性活动场域为单位的如看电视、上网等活动。这种私性文化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到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城市文化有值得吸收的精华，但不是农村文化唯一可期待的愿景。面对农村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乡土文化的传承与重构是关键。而建构乡土文化，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也包含确立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农村新型文化样态。因此，要从以下方面采取对策：

第一、突出农民的主体性。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人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命题，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而要推进 “人的新农村”建设，首先要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事业和产业，建立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的关爱服务体系，创造各种就业岗位，培育新农民，改善“空心村’问题。其次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活动开展，恢复农民的主体文化身份意识与文化记忆，让农民做农村文化的主角。扶持民间文艺社团和业余文化队伍，发现培养农村基层文艺骨干，增强农村基层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发挥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乡风。

第二、发挥礼俗文化的现代功用。乡土文化中的礼俗文化包含有“崇尚自然、注重人伦、讲究礼仪、奉亲敬祖、修己务实”等精髓。要运用村规家训、牌匾楹联、俗语格言等乡风教化资源，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孝敬教育、勤劳节俭教育，培育优良家风。制定符合农村当地的乡规民约，将传统礼治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法可以树礼，使礼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礼也可以普法，保障法治建设要求落实到位。把各项法治要求融入礼中，通过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使法治精神内化成农民的内在自觉，树立法律信仰。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古镇、古村落、古民居是乡土文化的物质载体，但由于当前农村组织的变化，导致农村社区生活的离散性和公共空间的弱化。对此，要发挥村民委员会的文化整合功能，加强传统文化场所如茶楼、家族祠堂、集市等的保护与传承利用，或新建文化大礼堂、道德讲堂、舞台、荣誉陈列室、村史博物馆和网络空间等，广泛开展戏曲曲艺、传统习俗娱乐等活动，打造村庄的文化“地标”。

第四、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因此，在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加强文化扶贫的同时，要着力强化供给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农民需求来建构多种文化样式，创作更多反映基层群众生活、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使文化活起来、传下去，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生态的乡土文化。（方国武）